陆佑（1844~1917）

陆海燕

人物简介
　　陆佑（1844~1917）

  著名华侨实业家、金融家，慈善家。小名如佑，字弼臣，号衍良。广东江门鹤山雅瑶镇黄洞村人。本姓黄，自幼丧母，因家境贫寒，少时被迫到新会桐井岑溪村一户陆姓财主家当童工，后改姓陆。16岁时被卖“猪仔”到马来亚谋生，在一锡矿当矿工多年。后在新加坡开设小商店“兴隆号”。接着往马来亚开拓创业，承顶他人废弃之“旧龙口”锡矿，使锡矿回复生机，并发展成颇具规模之大矿。后发展橡胶业、椰子业、咖啡业，集种植与制炼于一体，兼营水泥业等，成为马来亚有名的“锡矿大王”和“橡胶大王”。在商业方面，在原“兴隆号”基础上，又开设了10多家“东兴隆”。 1913年在吉隆坡开设广益银行发行银票，同政府发行的钞票同等价值，在南洋马来亚各地流通，一跃而成“金融巨子”。其银票正中印有“东兴隆陆佑”的马来亚文字样。到陆佑身后20年其银票仍通行无阻，直到1940年马来亚被日军占领才停止使用、兑换。陆佑富而好善，捐资改建吉隆坡的马路和市容；捐资将文冬、关丹两镇建设成现代化都市；捐资办学办医，创办了养正学校、尊孔学校、莱佛士学院、医学院、图书馆、同善医院、老弱院、中华大会馆等。他积极捐款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中华民国成立，荣膺六等嘉禾章。香港大学之陆佑堂，为陆佑捐资百万所建。

陆海燕

个人生平
家境困难
　　清朝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九日，陆佑出生于贫苦农家，其父黄明显世代务农。陆佑少年时，西方列强对我国的侵略活动日益加深，清王朝日趋腐败，濒于覆没，战乱频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陆佑幼失怙恃，家境困难，被迫卖身于新会县桐井乡陆姓财主家，故改陆姓（鹤山人叫他黄陆佑）。终年过着牛马般生活，年长与梁氏女结婚。
穷途末路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两国政府迫清廷签定《北京条约》，条约载明准许华人出国做工。陆佑不甘长久寄人篱下，乃毅然远涉重洋，作为契约华工，赴马来亚谋生。时年17岁。他抵达星州（今日新加坡）后，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初受雇与锡矿场，后在粤人罗奇生的烟庄里当小伙计。他勤奋工作、省吃俭用，经过四年时间，好不容易积蓄了99元叻币（下同），便辞掉烟庄工作，自己筹划在马结街开设一间“兴隆号”小杂货店，生活渐渐好转。但他不满足杂货店的小天地，便把这间小店委托可靠的伙计代管，于1872年，从星州前往马来亚霹雳太平的拉律锡矿场，经营粮食、肉类和蔬菜生意，供应当地市民、矿工及英军所需，生意颇为兴旺。他还以小本钱，购得新加坡东北丰盛港一个被废弃的“旧龙口”（旧矿场）。初期入不敷出几耗尽积蓄，然而凭着苦干的精神，深挖下去，该矿口竟是一个量多质好的锡米矿。陆佑很快成为富翁，日子过得舒适了。谁知好景不长。拉律锡米矿区两派华人的对立会党—海山党和义兴党的矿工因争夺矿地发生械斗，矿场受到严重损失，陆佑的生意也被迫结束。这次大规模械斗使陆佑损失了14万元。亏了这笔钱，他惨不堪言，但最使他烦恼的是，太平无法再立足了，今后到那里去谋出路好呢？他几经考虑，决定南下吉隆坡再图发展，这样一个抉择又使他在穷途末路中现出了“柳暗花明”。
再投矿业
　　陆佑到达吉隆坡的时候，正值平息土人暴乱之后，百废待兴，这对雄心勃勃的陆佑来说，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于是，他在赵煜的扶持下开设当店，搞到卖酒专利权。他再次投资矿业，继续收购濒于破产的小矿场，并向当地封邑领主预付税款，把大面积未开采的矿区包下来。经数年的奋斗，即拥有关丹、文冬等多处锡矿场，雇工数千人。他扩充设备，改用电力机械开采，锡米年产量平均达数千吨，十多年间，估计他至少获利一至二千万元。
　　陆佑经营锡矿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之后，审时度势，向种植业、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多方面发展。
农业方面
　　种植业方面，陆佑经营了雁鹅、箕筛、文冬、巴生、和丰及雪兰莪等大橡胶园，其中最大者由吉隆坡伸展到彭亭，占地一百多公里长之狭长地带。此外，还办起雪兰莪港口及北根两个椰子园、丹戎马林胡椒园、巴生咖啡园。他经营得法，各业欣欣向荣。
工业方面
　　工业方面，陆佑凭其财力和进取精神，办起了东兴隆红毛灰（水泥）厂、罗卜臣铁厂，雪兰莪港口椰油厂；创办了炼锡、橡胶、椰油等加工厂，其中椰子油厂规模很大，左右了当时的市场。他的企业形成了一套从生产到成品销售的系列配套生产线，连包装容器及辅助原料，均自行制作，以利于运输，降低成本。
商业方面
　　商业方面，陆佑除在新加坡建有“兴隆号”老铺外，在吉隆坡、马六甲、槟榔屿、芙蓉、怡保、吉兰丹等市又设立了“东兴隆”号。总部设在吉隆坡，统称为“七州庄口”，任用李星南为总经理。在柔佛、彭亨、吉打、丁加奴、玻璃市等地区设立代理处。当是时，陆佑的商号分布各埠，北至和丰，东至关丹，西至雪兰莪港口，南至新加坡，大小计数十城市。此外，广州河南之鳌洲大街开设有“东兴石叻庄”、在洲头咀有“东兴栈货仓”。
金融业方面
　　金融业方面，1913年陆佑投身金融业，创办广益银行。斯时，正是陆佑事业全盛时期。在殖民政府同意下，他的总公司—“东兴隆”可以自行印发各种面值的银票。票面正中用英文印有“TONG HING LOONG LOKE YEW”（东兴隆陆佑），右上角印币值数。银票在各地市面流通，价值与政府的钞票相等，可以与政府钞票兑换。能够以自己的名字和店号印行钞票，且通行无阻，可见英国殖民政府对陆佑的信任，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据说陆佑死后20多年里，这种银票还一直流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马来亚，这些钞票才被香蕉纸（军票）取代而禁止使用。
　　陆佑当年还有另外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就是承办新加坡及所属各埠的主要税捐，如赌税、烟（鸦片）税、酒税、当（押）税。这些税饷是当地殖民政府重要财政收入来源。陆佑以每年百多万元取得承包专利权。他把获利最大的烟、酒税留为自营，赌税则择有利地点自营一部分，剩下则议价转让给别人承办。陆佑在承包税务十多年时间里，估计在这方面至少赚得三、四千万元。
　　陆佑富有远见卓识和果断能力。当锡矿业正兴旺时刻，他突然放弃部分锡矿业生产经营，将资金投向种植业、工业、商业、金融业综合经营。不久，世界出现经济危机，工业原料价格暴跌，尤以锡矿为甚，不少矿主倾家荡产，而陆佑则安然无事。难怪1904年一个名叫W.L的史学家，在华人杂志《成功人物传》中，对陆佑评价为“有果断能力”，“是一个商业天才，他多年来的奋斗，不独使三州府（即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甚至世界人士均对这位能人为之惊奇。”据悉陆佑去世时，他的财富有一千万英镑（约合现在的马币十亿元左右）。
社会贡献
　　陆佑致富后，自奉俭约，而能仗义疏财。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王朝而到南洋宣传革命、酬募经费时，他解囊支持革命运动，并资助开办宣传革命之《星州晨报》。民国成立后，国民政府曾颁授陆佑六等嘉禾章。1915年广东大水灾，他又捐赠了巨款赈济灾民。
　　陆佑出身贫苦，体察民心，他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举凡交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慈善福利，无不慷慨捐助，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在公路和市集建设方面，陆佑出资铺设由吉隆坡到文冬一段的牛车路，以利交通。他以先驱者的精神，开垦荒莽沼泽之地，使之成为集镇。如文冬、关丹两埠之开辟，陆佑之功不可没。正如1989年4月4日《南洋商报》记者黄建顺在报道文冬开埠史的文章中所说：“写文冬开埠史，如果没有提到陆佑这个名字，就好象研究吉隆坡发展史，却故意漏掉甲必丹叶亚来一样毫无意义。”又说：“文冬其中一条大街，便是以陆佑名字命名，可见陆佑对文冬贡献殊多。”在新加坡，为纪念陆佑的贡献，中华总商会对面的一条街，被取名为陆佑街。在吉隆坡，陆佑被视为奠基人之一。
　　医疗卫生、慈善福利事业方面，陆佑捐资五万元给星州陈笃生医院（该医院有五间院房以陆佑名字命名）。捐资给吉隆坡同善医院兴建一座“陆佑楼”，作为华人接生院。他还捐巨资建造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在新加坡、吉隆坡建造“广肇会馆”，内设食宿、向导、汇兑、保管等服务项目，凡广东同乡到南洋谋生者，招待食宿，介绍职业及资助旅费。
　　陆佑自幼失学，深感文化教育的重要。在教育方面，他捐资办学最多，地区最广。如在吉隆坡，创办养正学校，尊孔学校、坤成女校、维多利亚英文图书馆等。在新加坡，资助三万元给中央学校设立工程系、资助五万元给莱佛士学院、捐资九千元给爱德华七世医学院。1910年—1912年，他捐资一百万元给香港大学，建成一座富有艺术特色的“陆佑楼”，作为香港大学校本部。1915年，他又捐五万元设立学校基金会，并给香港大学长期无息贷款五十万元。1917年1月，香港大学曾派副校长到马来亚给陆佑颁发“名誉法律博士”的学位，以表彰他对港大的特殊贡献。 1984年，港大之“陆佑楼”被香港政府列为文物古迹，予以保护。
　　1916年底，陆佑到浩道登胶园视察时，不幸染上恶性疟疾，虽然请了不少名医为他治疗，但因年事已高，经过两个月的理疗仍是药石罔效。一代强人，华侨巨富，终于回天乏术，在1917年2月24日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1岁。
　　陆佑逝世后，下葬于吉隆坡冷结路浩道登胶园内的陆家坟场。陆佑墓前立有铜像，身穿博士服。陆佑生前在吉隆坡建有富丽堂皇之住宅，汇东西方建筑艺术于一炉，名噪一时，曾被用作博物馆。
　　陆佑在1902年偕同夫人林淑桂赴英参加英皇爱德华七世加冕礼。他出国到马来西亚后，入了英国籍，因商务繁忙，终身未返回过祖国。他有四子四女，男孙五人，女孙六人，哲嗣兰孙，均能克绍箕裘，继承先业。[1]
成功原因
　　陆佑经营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有一套经营管理方法和致富之道。一、为了提高矿区工作效率，他不雇用“猪仔工”。因为“猪仔工”身体素质差，工作消极，故此，他全部雇用有生产经验的“自由工”。二、提高矿工工资。将一般矿工的工资从8-10元，提高到20-30元不等。这样就提高了矿工生产的积极性。三、注意改善矿工的福利、劳动安全和医疗卫生设施，使矿工生活待遇得到较好的改善。由此把一大批熟练矿工吸引过来，乐为己用。另外，他还雇聘了一个有学识经验的洋人，专门负责他的产业经营。民主革命元老邓泽如亦曾为他做过帐房工作。这样，他在几年之间便成为垄断当地锡矿的大企业家之一。[1]
婚姻家庭
　　陆佑身材高大，“国字”口脸，走起路来一步一跃。看相的人恭维他像个“鹤形”，其实不伦不类。他待人接物外表上相当和蔼，摆出一付老实模样，底子却城府颇深。他中年以前，生活潦倒坎坷，后来骤致巨富，仍自奉甚薄，锱铢计较；同时记忆力极好，对名下的产业和帐目察察为明，了如指掌，丝毫不肯苟且。
　　陆佑离开祖国“卖仔猪”到南洋时，与原配妻子分袂终身没再会面，为免发妻膝下空虚，在南洋过继了一个螟蛉子，取名黄汉秋，时方l0岁。声明将来继承黄姓香烟，侍奉原配。汉秋比陆佑还先去世，共娶妻子五人，目的是想多养几个儿子来分家产，计生子容康、容章、容骆；另一女乳名“亚妹”。汉秋不像陆佑那么悭吝，在南洋渐长，最会花钱；年纪轻轻，娶的老婆比乃父为多。由于性爱挥霍，不为陆佑所喜爱，被打发回国，在广州河南同福西置了几间大屋，把嫡母接来同住，还在鳌洲直街开设“东兴石叻庄”，经营椰油、橡胶等。汉秋后来患染伤寒不治去世，死时才30多岁。
　　陆佑在南洋所娶次妻，生子运淮、运溢。运淮乳名“阿兰”，娶槟榔屿新埠港门主（当地大财主兼大地主，即该埠“主人”之意）林某之女为妻。陆佑对此事最为满意，认为是门当户对的亲家。这位“二太”还生有一女，由陆佑遣嫁与前清翰林院编修卢维庆的儿子卢梅雪。卢氏是广州河南瑞宝乡的“望族”。维庆幼贫，曾寻；过“道馆”（迷信巫祝）职业；写得一手好字；后来考中进士，点作翰林，在乡间立有炫耀功名的文塔。民国成立后，维庆潦倒，到南洋打秋风，与陆佑认识，便成儿女亲家，在陆佑侧重卢家的门第，卢则慕对方的富有，这是陆佑认为第二件惬心的亲事。
　　陆佑在吉隆坡去世后，儿孙不久即告分家，但部分橡胶园及椰油厂仍大伙经营，按股分红，没有拆开。汉秋先死，算是长房，由孙容康、容章、容骆承继，各得遗产一份。其余运淮、运溢、运涛亦各分一份。以运涛和生母最优。当时物业及资产已升值，故其家属所分数字比八九千万还要多些。容章分家后遄归香港居住，独立经商。为纪念乃祖，在皇后大道建造一幢十一层大厦，取名“陆佑行”，出租作商店和写字间用；同时还广置产业。后又由容章、容康捐资数万元给广州岭南大学，建造一座“汉秋堂”作课室，纪念其父黄汉秋。当时曾从南洋定制一只真老虎标本，连底座重数百斤，立在汉秋堂前面。抗战前，广州有一家制售柠檬精止痛散的药行，第一手创办人黄老七，自称系黄陆佑之弟，实是冒名附会。陆佑的“陆”字是做奴子时主人的姓，而非排行，他根本没有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