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组建不久的国民党在首次国会选举中大胜,获得国会多数席位。3月中,袁世凯电邀宋教仁北上。3月20日晚10时多,宋教仁来到上海沪宁车站。在检票口处,有人向宋教仁的后背开枪。宋教仁当即倒下,于3月22日凌晨在沪宁铁路医院逝世。电报到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里,袁世凯十分骇异,顿足叹道:“怎么好呀!国民党失去了宋遁初(宋教仁的字),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难办事了。”这种表现不管窃国大盗袁世凯是不是在演戏或是出于真情,但他于当日即致电吊唁。第二天,袁世凯又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严缉宋案凶手,并保护黄兴。并说:“……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昭彰之地阻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方今国基未固,极赖群策群力相与扶持。况暗杀之风,尤乖人道,似此逞凶枪击,貌法横行,匪惟国法所不容,亦为国民所共弃。”
但江苏方面很快却查出了惊天幕后:凶手是武士英,指使者是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应桂馨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密电本及函电多件均被搜出,函电中牵涉国务总理赵秉均。由于证据表明应桂馨和赵秉钧、洪述祖有通讯联系,后两人有嫌疑。但仅是嫌疑,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介入了凶杀案,是否袁世凯主使就更无证据了。袁世凯和赵秉均是否真是主使者,必须经过缜密调查,由法庭公平审判后才能做出结论。但国民党内很多人据此即情绪化地认为剌杀宋教仁的主谋就是赵秉均,赵的背后就是袁世凯。黄兴当即写了一副挽宋教仁的对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一时,全国舆论大哗。
3月25日孙中山由日本抵达上海。孙中山也情绪化地说:“钝初(教仁)死迷已经揭开,主凶袁世凯已丧失国民人心,我们应该联日速战,万不可坐失良机!”黄兴却认为南方武力不足以战,民国为重,人心思安,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采用法律办法解决。国民党高层对孙中山的意见并不统一。
3月26日,袁世凯批示:拨给宋教仁的家属一次恤金3000元,遗族年抚金1600元,将宋教仁的事迹令国史馆立传;并让查明宋教仁有子几人,让派遣游学深造。
面对国民党的指责,袁在答复安徽都督柏文蔚时说:“钝初被戕,正为人才痛惜。而一般昧昧者,乃以风影之词,嫁祸政府,无论钝初人物为有识之者所宜爱护,即以手段而论,政府虽愚,亦何至卑劣至此!现在罪人即得,自可按法办治,无庸深辩。”袁世凯的话倒也显得无懈可击,入情入理。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为宋教仁召开2万多人参加的追掉大会,并发表宣言:“北京政府为专政政府,”“强盗政府”“杀人机关”“吾人须预备对付之方法,对付不了,则推倒之。不胜,则继之以血战。”会上发言人大呼:“杀宋先生者非人也,袁世凯是也,袁有做皇帝之心,号召大家亟起推翻此杀人之民贼!”
4月26日,在孙中山、黄兴的强烈要求下,江苏都督程德全将宋案的证据分别电告袁世凯、参众两院、国务院、各省都督及各报馆。在全国形成更大舆论,直指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就是袁世凯。
4月28日,袁世凯不得不发出公报,声明:“宋教仁遭暗杀一案的证据影射政府之处不近情理,意在倾覆政府,动摇国本。”
同日,赵秉均通电全国自辩与宋案无关,把责任全部推到洪述祖、应桂馨身上。4月30日袁世凯致电黄兴:“……至赵君(秉均)与应(桂馨)直接之函,唯一月十四日致密码电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公为人道计,为大局计,必能使法理与事实两得其平。”并通电全国说:“乃近来迭接各处来电,竞指赵总理为宋案主谋,并称人心愤激,请速诛赵等语,阅之殊堪骇诧。查赵总理致应犯手书二件,赵无一语涉宋,未经审判,尚难认为有犯罪嫌疑;即果犯罪属实,刑律既有明条,尽当依律科断,纯系法律问题,何能涉及政治?……为此明白宣示:宋案现既破获……自不难水落石出……。”5月3日,人在青岛的洪述祖,突然发出一个通电,声明他和应桂馨只是由于不满宋教仁搞党派专制而欲毁其名誉,根本没有谋杀之意。洪述祖不仅为自己开脱,而且把袁世凯、赵秉均开脱得一干二净。
宋案演化至此,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袁世凯和赵秉均就是剌杀宋教仁的主谋。国民党方面只是推测,但法律不能凭推测定案,社会上其他政党,包括很多知名人士黎元洪、汤化龙、梁启超等,并不认同国民党的看法。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仍然主张拥护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对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案认为是中央政府财政危机所必须,不能反对,只可以监督用途。而宋教仁案,进步党主张以法律解决之。国民党高层对宋案的看法和孙中山相左者也大有人在。
但国民党方面,仍继续攻击袁世凯,包括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不仅国民党参众两院的议员反对借款,就国民党军界政界的要员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也通电斥责袁借款是:“藐视国会,违背约法,”“丧失主权,要求立罢此议”;还表示“一息尚存,此心不死,宁为共和之鬼,不为专制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