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英雄——陆荣廷与同盟会

陆显祥

煮酒论英雄——陆荣廷与同盟会

    深山射虎，只手降龙，十年岭峤镇南关，为罪为功，今日盖棺应论定；
    杰出武鸣，师出岳麓，一柱南天支大厦，可歌可泣，千秋信史有公评。

        20世纪初年，旧桂系军事力量开始形成，在这时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从海外席卷到国内，也冲击着西南边疆地区，陆荣廷和他的军队受到革命洪流的影响，曾与中国同盟会发生过接触、联系甚至谈判投诚。但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陆荣廷是清朝的二品武员，同盟会是以推翻清朝为目的的"叛党"，两者水火不相容，要联系接触只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不留痕迹，以免引起清政府的怀疑招来杀身之祸。因此陆荣廷和同盟会的关系就变得扑朔迷离，鲜为人知。现在根据各方面的蛛丝马迹，把这段秘史的面纱揭开，有助于人们对陆荣廷历史的了解，也有助于说明他对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的态度。
　　一、1906年陆荣廷奉派到日本考察军事，同革命党人来往密切，接触到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思想，但有没有加入同盟会，是一个疑点
　　1905年清政府调集重兵把广西会党、游勇大起义镇压下去后，论功行赏，陆荣廷的官阶由都司晋升到副将、参将，职务由分统擢升为统领，荣字军由5营扩编到10营,成为广西边防军中的主力部队，深受清朝的倚重。1906年7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太平思顺道庄蕴宽奏派陆荣廷到日本考察军事，学习近代军事知识，为清朝效力，为本派系所用。但是陆荣廷出身孤苦，从文盲到粗识文字，缺乏军事科学知识基础。岑、庄虽有意栽培，而陆却学不进去。据说"陆荣廷往日本考察军政，并未入学校受训，只是到各军事学校参观，或者旁听，因课程深奥，听不懂，无心学习。惟射击枪法准确，颇受日本军官的赞许。他日与留学生往还，无所顾忌。在日本呆了两三个月，自觉乏味，便要求回到龙州边防将弁学堂学习"。另据王和顺写给陆荣廷的策反信说："公出游日本，铁良之侦探日夕相伺，而公不自检点，乃日与留学生往还，惹人注目，公即无所作为，然疑公为有意东游，与革命党结纳者实众"。
　　1905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中国留学生赴日本达到了最高峰，孙中山从欧洲重回日本。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总部致力于制订武装起义的纲领和规章制度，而其下属的各省分会相继成立，大规模开展发展组织和革命宣传工作。正是革命思潮最盛之时，陆荣廷来到了中国革命的海外中心，便自觉和不自觉地卷进了这个漩涡中。1905年到1906年广西留学生到日本也达到了顶峰,共168人。由于边防督办郑孝胥、太平思顺道庄蕴宽的倡导和支持，落后闭塞的边疆地区也出现了留学热潮。当时大多数留学生都倾向革命，而归顺的曾彦、曾汝璟、邓鸿绪、凌辟等已加入了同盟会，曾彦还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继刘崛、卢汝翼之后任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陆荣廷曾在归顺驻防多年，与他们相识，如今在国外遇见乡亲，同讲壮话，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他既然学不进军事课程，便"日与留学生往还"，特别是和曾汝璟、曾彦父子过从甚密，与革命的留学生结为知交。
　　陆荣廷与同盟会员有了接触，是否已经参加了同盟会？当时并无传闻和记载，到1961年刘崛撰文说："陆荣廷是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介绍人是曾彦和龙州方面一位姓宋的同志。当时有人主张不许陆荣廷参加，孙中山说；'允许他吧。'后来要发入会证的时候，我又向孙中山请示，可否照发？孙中山说：'照发吧"'。刘崛是同盟会广西分会首任会长，他的文章具有权威性，而且说得这样确切，人们自然信以为真。
　　但陆荣廷参加同盟会之说缺乏文献依据，也不符合事态发展的逻辑，具体理由有三点：
　　第一，目前保存着一份最原始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这本名册原由同盟会总部庶务刘揆一保管，武昌起义刘回国，交给会计何天炯保管，不久何又回国，便带着这本名册返回广东兴宁，后病故于家乡。1939年秋何天炯的儿子将原件带到重庆交给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本名册登记有960人，是1905－1906年在日本、吉隆坡、新加坡、河内、香港和欧洲各国参加同盟会的会员名单，有姓名、年龄、籍贯、加盟年月日、主盟人、介绍人等记载。其中在日本加盟的广西籍人士43人，全是留日学生，记载非常真确，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如果陆荣廷1906年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总部就在当时当地，为什么名册中没有他的名字？
　　第二，从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孙中山、胡汉民、王和顺等写给陆荣廷及其部将的策反信，或是写给南洋华侨筹集运动经费的信件，都说陆荣廷是清朝的重要将领，手握兵权，能够左右形势，是革命党人必须争取和策反的对象。如果陆荣廷参加过同盟会，他们会利用这种关系，更有利于进行策反，可是他们的言论并没有把陆荣廷引为同志。我们再以郭人漳为例，1906年初黄兴秘密入桂林郭人漳营中，发展了郭人漳及一批将佐参加同盟会。后来钦廉起义，黄兴多次潜入郭军营中，运动郭人漳率部响应，郭人漳患得患失，没有执行党的指示，受到同盟会党人同声谴责为假革命。而同盟会的领导者对待陆荣廷显然是有别于郭人漳，不把他作为"同志"看待，这也是陆荣廷没有加入过同盟会的旁证。
　　第三，陆荣廷一生也没有流露出他参加过同盟会，这在清政府统治时期为了安全原因保守机密是可以理解的，但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同盟会员成了开国元勋，陆荣廷当上广西都督，也不见他利用这种殊荣作锦上添花。当时浔梧的同盟会组织反对陈荣廷起用清朝旧官僚把持政权，1911年12月14日陆荣廷致电说："独立以后官民同是革命，不可谓首倡者为革命，响应者非革命也。果是热心爱国，护持同胞，即使同盟会在前，亦不可尚存党见，自隘范围。廷革命数十年矣，其隐忍蜷伏于满清政府之下者恃有兵权以待今日耳"。如果陆荣廷1906年参加了同盟会，他为什么不抬出"首倡者"的金字招牌来压同盟会中的反陆派，而是拿他早年当游勇作为革命历史来炫耀，须知清末民初上中层社会是把会党、游勇看作"土匪"的。
　　二、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发动西南边境武装起义，策反荣军，陆荣廷与同盟会信使往还，但没有实际行动帮助革命。
　　同盟会成立后经过一年宣传、组党工作，1906年进入了以武装推翻清政府的行动时期，确定"两广首义、各省响应"的战略方针。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便偕同胡汉民、汪精卫、黄兴等到越南河内甘必达大街61号设立总机关，联络会党，运动清军，发动粤桂滇三省边境武装起义。时陆荣廷任广西边防营分统，驻戍在镇南关、凭祥的要津地区，成为同盟会策反的重要目标。当年6月,河内总机关派上思会党首领关仁甫、逃越的防营管带梁兰泉入关，利用会党行伍的关系，运动陆荣廷、陈炳焜所部官兵。1907年中，荣军营务处
　　陈炳焜、文案林绍斐秘密入越南，经梁兰泉介绍，会见坐镇河内机关部的胡汉民。会谈中，林绍斐"畅谈时事及光复宗旨，极表同情，终则以柳州之役（指1904年陆亚发起义）不能乘时共起，为革命军撼。谓尔时荣军奉命数月延迟，待革命党真无举动，始肯用武，盖虽有深心，而未遇机会。"林绍斐又谓"日本留学生以服官满洲者为奴隶，而矢口自许国民；国民、奴隶非目前可定，亦止待判决于将来"。陈炳焜说："统领陆公，素有大志，同镇文武，相视莫逆，中国有事，边防之军，必不为天下后"。这次会见是陆荣廷背着清朝，派心腹向同盟会表明响往革命的心迹，但没有承诺义务。
　　而驻守镇南关右辅山炮台的两哨清军归附革命，驻在关城的黄福廷营也答应响应。11月孙中山委王和顺为革命军南军都督，驰赴边界指挥镇南关起义。11月21日王和顺策动陆荣廷起义，信中写道："公勇敢为诸将所不及，而所部兵精且众，亦甲于各军，使公一举反正，则两粤之将士，当无不披靡奔溃者，义旗所指，满洲必灭，大业必成，以之策功，谁复出公右者？为汉族开国伟人而扬名世界可也……公慎毋谓满洲遇我厚，不忍相负也。满洲之鞭笞汉人而用之，曾不如犬马。故鲍超为湘军第一猛将，为满洲自残同种以10万计，而其死之日，家产悉被抄没。苏元春久防边境，极武人至高之位，而卒不免于充军。公自视勋劳如何鲍氏、地位又如何苏氏也？"。武装起义的矛头指向了陆荣廷的军队和防区，革命的形势迫使陆荣廷作出抉择：要么响应革命党人的号召，率部起义；要么忠实于清政府，与革命军为敌。后来实践表明，陆荣廷采取了中间道路，两面应付，明打暗拉，用心良苦。
　　1907年12月2日子夜，黄明堂率领100多革命军，在起义清军内应下，一举占领了镇南关右辅山三炮台。天亮，革命军派人拿旗下山插到镇南关上，黄福廷临阵爽约，杀死军使，据关同革命军对抗。
　　陆荣廷、陈炳焜震惊过后，便督兵反扑，三面进逼右辅山，与革命军展开枪战。4日，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从河内赶来镇南关督战。5日上午，孙中山命法国炮兵上尉狄氏把炮台上各种口径的火炮修复瞄准，一齐指向清军阵地，炮火十分猛烈，陆荣廷的大营中弹起火。炮击过后，有一个打柴的妇女送信上山交给革命军。信的大意是："荣廷等现虽为清朝的官兵，但决非要自行操洁，我等曩时亦为广西游勇之长，而反抗满清政府，常迫官兵不让一步。凡此事实，为君等所记忆，然知时运不济，故假装为我汉民族仇敌之客帝之忠义者，本无意于官禄，而贪安宁，故在兹岁月中，衷心怏怏，愧对日月，尚祈君等鉴谅。今回见君等起事，虽以为无力，但在君等之后，有如孙逸仙者之大豪杰策划一切，彼暗袭<事件>太平天国的战术，在此辽远的国境衅开战端，先得普天下之人心，然后再图北京。我等闻此，以前之视君等为无力之轻视尽冰释矣。尤其今朝才受到猛烈的炮声，是即认为孙统领亲自临军，极操纵之妙算，愿与共事，今知机会已到，我等愿投君等之麾下。我一身之进退不足惜，只我的部下600名，如未蒙允诺,将以何面目对之？敢问君等亦能同加收录乎？如蒙允诺,则俟得确据后当决去就矣。因明日自凭祥方面有500援军开来，明后日又有自龙州2000大兵开来，事急矣，祈君等自重"。革命首领们当即研究了陆荣廷的来信，认为他经受不了炮火轰击而想息旗乞和，当即决定：第一，由黄明堂率起义军坚守阵地5天,孙中山等返回河内调集援军饷械，再发动进攻。第二，复信给樵妇带回，嘱陆荣廷准备响应。但孙中山返回河内时被法国警察发现，勒令离境，破坏了增援计划；黄明堂坚守5天后援军不到，依限撤退。陆荣廷得以谎报战功,清朝贷给他捷勇巴图鲁名号，以总兵记名简放，奖给荣军2万两赏银,各级军官幕僚晋升一级，如果说这是清朝的赏赐，不如说是同盟会送给他们的"厚礼"。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革命军退入越南燕子山休整，派特工人员到边界侦察。清军严守国界，但不时有士兵过界饮酒赌钱，陆荣廷也不禁止，革命军遂乘机与之交往，发给他们军用券（同盟会印制的纸币），嘱其回营串连其他兄弟。于是荣军士兵纷纷越界索饷反正，其中驻"摩角、水口两营约十二（日）杀官反，与兰军（边界的革命军）同起，红及饷三千"。这时（1908年4月）孙中山移驻新加坡,筹饷接济前方，他给邓泽如和庇朥同盟会写了几封紧急筹款信，今摘录其中一封："自军兴以来，虏廷调两广之兵聚于钦州、南宁、龙州三处；兵数虽近六万，而能任战者惟陆荣廷部下四千人而已。此四千人者皆百战悍卒，屯驻边防。昔日我军破镇南关之时，陆荣廷倾其部下之众来战，时我军仅数百人，而陆军共四千人，相持七昼夜……自经此役之后，无论广西各营兵闻风丧胆，即陆军亦折我军之坚劲。而我军中人多有与陆军将士为旧时兄弟，以是之故，我军百端运动，陆军将士逐渐倾心……现时陆荣廷部下之兵来约降，弟许以若每人携枪及子码来，破龙州、南宁后每人赏予一百元。而各兵则谓来降之时，即求赏三十元，俟破龙州、南宁再领厚赏云云。弟料此军来降，则龙州、南宁确可以必破，因现时除此军外实无他军足以任战者也。惟来降之初每人给三十元，以四千人计之，为费当在十万以上。夫费十万之款，而兵不血刃以取南宁、龙州为根据地，可谓难得之机会……今革命军苦战八月，始得造成今日之机局，无异九仞之山，所望者南洋同志不吝一篑之劳耳"！因巨款未筹，所以在云南河口起义时，广西边关方面发动不起来。

陆显祥

      1908年4月，黄兴率革命军重入钦廉上思，为配合黄兴的军事行动，河内总机关以南军大营的名义致书陆荣廷："大意系劝陆公乘时而起，共图光复之事"；另又写信给陈炳焜："中华国民军已兴起于两粤之交，所至人心归附，满清诸将，疲于奔命，岌岌自守……陆公惟先生言是重，非先生无以使陆公决心，故敢于寸缄干渎执事。以先生平素挟持，赞成义举。惟如何讽动陆公，使之诛异己者，据龙以反正，则空前之伟业，中外集望于陆公，亦即集望于先生"。胡汉民另写信给林绍斐说："先生有左右陆公之能力，则为国民伟大之事业，而净洗奴隶之谤辱，天下快事，孰过于此？惟先生善自用，而并善用陆公。决心果敢，急取异己者而诛之（如龙济光等以计杀之不难），无复迟怯，以失机会"。这些书信发出后没有回音，也不见陆荣廷等有什么动作。但起到一种默契作用，以后陆荣廷的军队与革命军互不相攻，即使遭遇也不放枪，在整个钦廉上思之役中，荣军保持着壁上观的态度。
　　三、辛亥广西独立，陆荣廷利用同盟会的帮助当上广西都督，而他对广西同盟会却实行镇压和软化的两手政策，最终清除掉革命势力。
　　1911年广州起义，龙济光率军援粤，6月陆荣廷补升广西提督，移驻南宁，领有左江、边关31个巡防队（营）和邕标、龙际新军，共约2万人,是广西最大的实力派。武昌起义爆发，广西各地的同盟会活动分子李应元、雷沛鸿、刘崛、罗佩珩、苏无涯、陆爱唐、曾庸丞等都云集到南宁来，同雷在汉领导的南宁同盟会（支部）共同活动，图谋争取陆荣廷宣布独立，使广西脱离清朝统治，以便出兵北伐。但在新军邕标工作的谭昌、王金波等，则主张武装起义，无毋仰赖陆荣廷。
　　11月7日广西独立的通电传到南宁,同盟会派雷在汉、李应元、苏无涯、曾庸丞、雷沛鸿、何治方等面见陆荣廷，谭浩明持大刀站立旁边护卫。代表们表明要求独立的来意后，陆荣廷拿出桂林通电线大家传阅,表示同意独立，但态度并不热烈。11月9日召开南宁独立群众大会，陆荣廷不出席，只派黄榜标代表他致词。陆荣廷为什么态度消极？一是他割不断同清朝的感情联系；二是策动广西独立被别人抢了头功，虽然给他挂名副部督，却没有征询他的意见。以后广西军政府用沈、王、陆的名义发通电，陆荣廷曾声明不予承认，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新军参加南宁独立大会回营，标统龙觐光训话说："今日之举不过敷衍时会，各遵守清朝军令，以一军权，非然者当军法从事"。这些话激怒了革命官兵，谭昌将龙抓起来，但考虑到龙是陆荣廷的姻亲，怕把事情闹大，遂逐出营门。龙觐光向陆荣廷哭诉新军"造反"。22日陆派兵包围新军，缴械遣散，逮捕谭昌，搜索同盟会机关，南宁城陷入一片恐怖中。
　　适陆的智囊李开侁、龙标营长陈裕时（同盟会员）从龙州来南宁，向陆荣廷陈说利害，急谋补救。陆依议召回新军，发还枪械，释放谭昌，把龙觐光调离南宁，宣布奉行独立条件，把事变说成是"误会"，修复与同盟会的关系，并派代表举行谈话会，以示亲近。陆荣廷为什么要搞这些动作？因为这时桂林发生兵变，都督沈秉焜下落不明，陆荣廷集团以为掌权时机已到，一反过去的消极态度。11月11日由边道陈昭常、龙标标统陈炳焜致电广西议院，推举陆荣廷为广西都督。同日，又有人用广西军外商学界名义向全国通电推举陆荣廷为广西都督。12日陆荣廷通电各省接受广西都督职。可是桂林秩序恢复，沈秉堃又出来了，闹剧虽然停演，而陆荣廷想当都督，需要利用广西同盟会帮助其实现。而南宁、桂林的同盟会组织企图抬陆荣廷为都督，鼓动他率兵北伐，由同盟会掌握广西政权。在互相利用的情况下，20日陆荣廷在提督署召开广西军民联席会议，会议按照"广西者广西人之广西"的基调，议决；"（一）推定陆荣廷为广西大都督；（二）军政府设于南宁;（三）军政府由党人（指同盟会）组织；（四）征集省内民军以靖地方；（五）陆自率兵北伐；（六）由民党通电促王芝祥离桂（时沈秉堃已率桂林新军第一批出湘）；（七）征集民军之费由军政府供给。"
　　同盟会运用它的影响和力量帮助陆荣廷黄袍加身，11月21日沈秉堃随新军北伐离开广西，广西议院即选举陆荣廷为都督，王芝祥受陆节制，自然不安于位。同盟会又发动各团体通电、各报社发表文章攻击王芝祥，正在广西不能立足,被迫率6个巡防大队以北伐为名离开桂林。陆荣廷在11月29日通电全省说："廷谬承公推都督，血愤填胸，寝食俱废，决议带25大队，星夜北征，誓灭此朝食，有死无退"。但三天后又收回成命，诡称"北京大乱，南京已破，北伐之师，似可暂止，庶免徒劳往返"。原来陆荣廷坐上都督宝座后，把持着政权不走了。
　　陆荣廷从同盟会那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他承诺同盟会的条件却不兑现。第一，他没有给革命党人组织政府,1912年2月陆荣廷宣布军政府名单，大权掌握在都督和军政司长陈炳焜手里，给国民党（同盟会改名）几个官职；财政司长严端，司法司长张仁普，法制局长卢汝翼，铨叙局长蒙经，但是这些人都属于同盟会的拥陆派。在军队方面任命刘古香为第五军统领，因柳州地区掌握在革命派手里，只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第二，关于征集民军的问题，同盟会想把会党绿林武装编练成民军，以备北伐，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初陆荣廷也接受同盟会的建议成立交通部专司其事，以雷在汉为部长，委派了一批同盟会骨干为交通员，又任命任经、王冠三、李应元、刘崛分别为邕、柳、浔、梧的民军征集所长，但陆荣廷规定只接收带枪的，后来又借口没有经费予以遣散，使同盟会的计划落空。第三，广西议院的同盟会议员卢汝翼、蒙经等企图制订《广西临时约法》来限制都督的权力。1912年2月25日陆荣廷到达桂林，即用都督第一号法令公布，但并不执行，久之成为一纸空文。
　　陆荣廷还以尊崇革命元勋为名，派人到香港迎接1898年玉林五属会党起义首领、在南洋加入同盟会的李立亭回桂，安排为水师第二军统领。推选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刘崛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员，"荣送"入京，使广西同盟会群龙无首。他多次致电孙中山，欢迎孙中山回国任临时大总统，向孙中山请缨北伐，反对迁都北京等等。孙中山回电夸奖他"勇敢无前……粤西倚执事若长城"。由于陆荣廷过去同革命有过联系，现在又积极支持南京政府，孙中山也就承认陆荣廷统治广西的既成事实了。
　　陆荣廷既需要同盟会的帮助，又缓和不了在革命前与他敌对的老同盟会员的反对；他既尊崇孙中山，又害怕广西会党出身的"老革命"夺他的权，所以他对同盟会的反陆派和民军，采取镇压和消灭的方针。1911年11月中旬,派龙觐光率兵威胁解散浔州5县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12月下旬派黄榜标为梧州分府府长，镇压梧州、藤县的革命群众，截杀从广东入境的革命人员。1912年1月,派孟希孔屠杀占领贺县（今贺州市）县城的会党。并先后杀害了同盟会的中坚分子李应元、农达实、黄熊祥、罗佩衍等人。到1913年二次革命，陆荣廷执行袁世凯的命令，解散国民党组织，封闭其机关团体，镇压柳州二次革命，杀害对古香、王冠三多人，国民党在广西的势力基本上被清除掉。
　　20世纪初年，即我国辛亥革命时期，陆荣廷有过三次与同盟会党人接触的历史，具有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机会和条件，完全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但是他没有站到革命方面来，相反站在对立面上。在陆荣廷身上也可以说明，出身苦，并不等于"自来红"。陆荣廷为什么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究其原因：第一，他有浓厚的封建报恩思想，把清政府和其他某些清吏对他的提拔重用，视为知遇之恩，据说在陆氏宗祠的神台上，供奉着王方田、岑春煊两位"恩公"的灵碑。对清朝更顶礼膜拜，立场很难转变。第二，陆荣廷起落曲折的人生经历，养成了看风转舵的思想，当革命没有取得明显优势时，他是不采取行动的。第三，陆荣廷左右的人，不是目不识丁的游勇兵痞，便是没有原则的官僚政客，在其集团中缺乏进步推动力量。
　　但是，陆荣廷在同时代的军阀中却具有某些新东西，如同情穷苦人，崇尚江湖义气，有一定民族意识，仰慕革命等等。正是他有这些优点，才能在护国战争中起重大作用和护法运动中有某些积极表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一定的贡献。

陆显祥

陆荣廷的历史功过　

　     陆荣廷童少孤哀，颠沛流离，17岁至35岁度过绿林游勇生涯19年；36岁至52岁任清朝武官16年；53岁至66岁，任民国的都督、督军、两广巡阅使和广西边防军务督办等，前后共14年。他一生的社会活动，拟概括为有功、无罪和有过等三方面来探讨。
　　首先，论陆荣廷的“有功” 　
　（一） 喋血关外，盗亦有道。陆荣廷的叛逆思想，产生于中法战争及以后的罢兵被遣。他被扔出了唐景崧的先锋营重又流离失所后，就加入三点会的反清秘密组织，广结游勇，以打劫法国侵略者为目标和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在中越边境活动，奉行“盗亦有道”的宗旨。他读书很少，却力求在先贤们的明训中寻找做人的模式，讲义气，诚实笃信，气量宏达，很有人缘。在绿林中，严守三不抢主义：一不抢中国人，二不抢穷苦人，三不抢驻地附近人。由于他所劫皆外人，不自残同胞也，众呼为义盗。因此，慕义者渐来归至数千人，在中越边境团成旅，俨然为一独立王国，专与法人为敌，角逐将近十年，大小数十战，法帝国主义损失惨重。单以陆荣廷个人一次在越南溃科就亲手打死法国兵23人，抢劫财务无数，如果算起他手下的五千部众的战斗威力，给法帝国主义的重创是不言而喻的。
　　法帝国主义者穷于应付之后，一边勒碑悬赏缉拿陆特宋，一边胁迫清政府逐陆荣廷出中越边境，并严加制约。此举足以说明陆荣廷的游勇使法帝国主义者觊觎我国边疆的企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使中国南疆免遭帝国主义蚕食的威胁，其功绩当不可磨灭。
　　当然，他们啸聚的人数愈众，需要的给养愈多，专门打劫法人是否足以维持生活？那么以“劫富济贫”的匪徒行径来维持生活，或不可免。而陆荣廷讲义气，守信用，他身在绿林，主张盗亦有道，对部下以“军法勒之”，虽有劫富之行，也无损于这个传奇式人物的形象。 　
　（二） 讨袁之役，功在民国。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联名宣告独立的日期是在1915年12月25日，当时四川将军陈宦统率北洋军武祯祥、冯玉祥、李炳芝三个旅和四川军周骏、刘存两个师，迎击蔡锷率领入川作战的三个护国军。1916年1月15日，袁世凯又命令虎威将军曹锟督师入川，以猛虎扑兔之势扑向云南。川军统领杨起元于2月23日，率军偷渡金沙江，夜袭摩鱼乍，已由江铎进抵芝麻口。滇桂边境的龙觐光于3月9日占领剥隘，进展至个旧、蒙自、土富州。在云南方面讨袁进军，寡不敌众，四面受敌之时，陆荣廷于3月15日宣布独立讨袁。姑无论他的讨袁动机，但就事实而言，陆荣廷讨袁之后，其不可磨灭之功绩有三：鼓舞入川作战的护国军士气，提高必胜信心；使滇黔军事处境危而复安，使西南各省反帝民气提高；打击北洋军将帅，使冯国璋等逼袁世凯取消帝制。广西独立实是射给袁世凯毕命的一弹。诚如李宗仁在《我与中国》说到讨袁之役：“广西耀武上将军陆荣廷揭橥义旗，响应云南独立，而护国战役中南北优劣之局，因此顿形改观，此举实为洪宪帝复亡，护国运动胜利之关键。”因此，时人无不赞成大总统黎元洪授予陆荣廷“再造民国勋位”及“一等大绶嘉禾章”的殊荣。
　　（三） 可贵的安定局面。人民要求安居乐业，历史上的治、乱、分、合，往往反映了人民的好恶。
　　陆荣廷给老百姓留下的好印象，在于他平靖广西，结束了清末匪盗横行、地方扰攘。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并且开创了民初十年老百姓基本上能够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局面；他下野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粤军入归，老百姓对陆荣廷的失败，本无是非好恶，可是广西易旗之后，客军没有治桂的本领，无法收拾残局，反而纵兵殃民，想起“民十兵”，岂止令人不寒而栗！在陆潭的废墟上又不能建立其符合民心的国家机器，却换来军阀蹂躏和自治军的大混乱局面，祸乱频仍，几无宁日。有如此鲜明的对比，老百姓对陆荣廷自然发生好感。他死后，遗体运至南宁，停棺于镇宁炮台下的六公祠，历时一月，运回武鸣。管材一来一往，老百姓都自动举行路祭，每天前往六公祠吊丧的络绎于途，还有来自外省和越南、港澳的。老百姓报以陆荣廷的荣哀，比同中法战役的胜利名将冯子材在南宁逝世、开吊、出殡时万民哀悼的情况一样。他们异口同声说：“陆荣廷统治广西十年，没有什么对人民福利的建设，只是使百姓不受兵灾匪患，能够安居乐业，与民无扰。他下野后，兵灾匪患纷至沓来，累得老百姓没一日安宁。”这就是老百姓对陆荣廷的评价。
　　其次，论陆荣廷的“无罪” 　
　（一） 末期游勇，剿抚无罪。陆荣廷于1894年受抚，任清廷巡防军管带，时年36岁，先驻龙州，再移防南宁、贵县办清乡，后来泗城府尹王方田利用与游勇有香火渊源的陆荣廷来招剿游勇，陆受命之后，施展他具有的潜在影响，果然招徕右江百色地区至云南境内的游勇大哥、二哥、三哥投降自新，个别不愿意投降者，也被他歼击，1902年，左江游勇乃平。 　
   　1903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入桂剿匪。1904年，他重用龙济光和陆荣廷，以“剿抚兼施”的两手平柳庆地区的游勇。龙在前面剿，陆跟着在后面抚，所有较大的游勇头目都给陆荣廷招抚过来。1905年3月回师左江，又把宁明一带的“游匪”招了。自是广西的游勇悉平。 　
   　陆荣廷剿抚后期游勇，有功还是有过？过去史学研究领域里，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就是对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的起义和斗争，只能颂扬，不能讲他的落后面和局限性。讲了就可能被说成是“不看主流和本质”，甚或被扣上“丑化和污蔑劳动人民”的帽子。所以只要是劳动人民的起义斗争，不管他有什么缺陷和落后的 东西，也要“热情歌颂”；而对于封建统治者做的一些符合人民愿望的事情，不管他在当时的历时条件下曾经起过怎样的有益作用，也要“立足于批”，因此剿抚游勇，就曾曾为陆荣廷的首要罪行。可是如果抛弃了这些框框，从游勇的活动和发展情况去作具体的分析，却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应把前后两个阶段的游勇区别开来。
　　广西游勇崛起于边关，曾扬威于边关。游勇活动的旺盛时期，是在1884年之后，也就是中法战争之后，被裁撤的抗法士兵和内地清军的叛逆兵勇，逼上梁山，相结成旅，他们过惯了群体生活，素来以侠义相处，患难相扶，相依为命，就自发地要求保持其队伍的组织，渐而与会党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组织、有纪律、有策略、有主义的色彩。他们的活动，确实为抑止法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的蚕食以及削弱清政府在桂西南的统治起过一定的作用。可是到了后期，游勇本身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其成员良莠不齐，其有甚者，干了诸如拉参、铲村、劫掠、抽行水、献纳等等群众深恶痛绝的坏事，还通过肃杀恐怖的拜台、入湾的活动，勒索群众的资财，迫使群众在游勇势力庇荫之下，保全生命财产，可是这帮游勇走了，那帮游勇又来，拜台也成了没完没了的灾难。无法无天的杀人越货，亘古未闻。今天的武鸣、邕宁等县老一辈的人，由于亲历其境，讲到当年游勇头目王特燕、陆采邦、周三，还心有余悸。
　　后期游勇为非作歹，到处皆然，《邕宁县志·兵事》有载：清末壬寅(1902)、癸卯(1903)两年，广西边陲重镇南宁，匪盗猖獗、绑票勒索，打劫村庄，……无所不有。有的唯恐出师无名而打出“反清复明”的口号掩护匪行，这比赤裸裸的明火执仗还具有更危险的欺骗性。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所表现的作用和好坏、大小，归要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的大小，看他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游勇只管破坏而不搞建设，光是打劫而不安民，老百姓的命都保不了，哪里还谈得上发展生产！陆荣廷剿抚游勇后，带来地方平靖，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有利休养生息，应无最尤。 　　 （二） 积财聚产，尚能克制。传说山东军阀张宗昌有一次祭孔后说：“我平生对不住孔夫子的有两件事：要钱，要女人。”东北军阀张作霖，受招后得做管带时，他的一位长官周树模问他：“你以前为什么受抚？”张作霖很诚实地说：“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旧社会有个文化人士胡适博士，当过北大的校长，1935年来游两广，到处都见到军人贪财如命，感慨所及，于是反岳武穆之言，发为俊语说“文官不怕死，武官不爱钱。”呼吁以不要钱为武官之标格，足见当时要钱之风是非常普遍而且情节严重。一般武官尚且如此，更遑论军阀了。所以张宗昌、张作霖都是坦白讲实话。
　　鲁迅提出“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而较量之”，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和方法。他曾多次强调“知人论世”。所谓“知人论世”最早是孟轲提出的，鲁迅对他做了诠释。在鲁迅看来，任何历史人物都生活于特定的历时环境中，只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将他放到这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比较，评价才可能中肯。那么评价陆荣廷，也应该将他放在军阀混战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比较以求定论，譬如说，他扑灭镇南关起义，打击“二次革命”，固然罪不可逭，不过，袁世凯手下有名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是湖南的汤芗铭，广东的龙济光，尚非陆荣廷，其积财聚产也不同于其他军阀的贪婪无度。
　　升官发财、要钱要女人，是军阀的通病。如果陆荣廷和印度圣雄甘地一样，死后的遗产也只有一条值八角钱的围巾他就不是军阀了，而是“广西圣雄”了，与陆荣廷同时代的军阀中，有这样的事实：解放后，为了清理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的财产，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可见其财产之多。直系军阀头子冯国璋，死后遗产二千三百余万元。唐继尧死前在台湾银行有一千七百五十万日元存款，曹锟进行贿选总统用去一千三百五十六万元。张宗昌生平不知道有多少房姨太太、多少财产。而陆荣廷晚年落拓，死后的治丧费全靠南宁麻雀巷的房子和仰仗新桂系李宗仁的赐送来开销。他对于汲取人民脂膏，还算是尚能克制，亦无罪尤。
　　再次，论陆荣廷之有过 　
　   明末民初，陆荣廷干了两桩损害革命的事情。 　
　 （一） 扑灭镇南关起义。1907年农历10月27日，孙中山率领黄兴和粤桂越边区会党首领黄明堂及其广西那模村乡勇80多人发动镇南关起义，当晚占领右辅山石山顶的镇北、镇中、镇南三座炮台。翌晨，清军龙济光、陆荣廷所部援兵到达，分兵四路围攻炮台上的革命军，黄明堂率部奋勇还击，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炮台阵地仍让掌握在革命军手中，由于守台的革命军弹药用尽，饮水和粮食发生困难，黄明堂决定放弃炮台阵地向越南撤退。三炮台复被清兵抢占。 　　   革命军撤退后，陆荣廷以“克复镇南关”飞报北京，被封为“捷勇巴图鲁”名号受赏银二万两，封授左江镇总兵兼广西边防督办。他们以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 　
　（二） 腰斩“二次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起，老同盟会员驻柳州巡防第五统领刘古香与粤督陈炯明相约起义讨袁。可是刘的部下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不久，李烈钧在江西失败了，革命形势逆转，刘古香见势不妙，内部意见又不统一，因而对陈炯明约期共同起义之事犹豫不决。他们的部下不知底细，以为统领做了官，发了财，怕死不敢做事，因而对刘氏颇为不满，引起了9月11日的兵变，刘的其子马电和媳杨澧均被乱枪击毙。刘古香夤夜逃匿。第二天帮统刘震寰在衙门后面的字纸炉内找到了他，带回帮统部。刘震寰被部下胁逼出来维持秩序，12日宣布独立，通电讨袁。督带沈鸿英对刘事先不同他商量表示不满，即阴谋驱逐刘震寰，先从刘部邀请刘古香到沈部居住，然后暗中联络管带，以武力驱逐刘震寰。 　
   　沈驱刘出柳州后，就致电陆荣廷，说“刘古香刘震寰率众在柳州叛变，叛军已被肃清，生擒刘古香，听候处理。”云云。陆接电后离邕，10月9日抵柳，沈鸿英便以刘古香为战俘送交陆荣廷以邀功，陆将案情电报袁世凯，袁复电将刘就地枪决。临刑前，陆荣廷在所驻粤东会馆设宴款待刘古香，席间出示袁电，刘无语，陆问：“你还有什么话说？”刘答：“沈鸿英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今天可以杀我，日后也可以杀你。”果然，1924年春，陆重返广西，任全省善后总办，巡视桂林，被沈鸿英围攻达三月之久，势欲诛陆而甘心，可谓应了刘氏的遗言。这是后话。
　　杀了刘古香，“二次革命”在广西被扑灭。袁世凯以陆荣廷“勘定湖口暴乱，厥功尤伟”，授勋二位。陆氏以革命者的鲜血写上了“二次革命”的反面教材而为世人诟病。 　
　（三） 除此两桩以外，其过尚有出兵“护法”，利令智昏。1917年，段祺瑞二次组阁后，两广标榜“自主”，斯时孙中山揭起“护法”旗帜，开府广州，成立军政府并被选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先是，陆反对组织军政府，不与孙中山合作，长期住在宁武庄，孙中山三次派遣胡汉民、潘乃德，古应芬来邀请他去广州共商北伐大计，陆都借故不去。其后，段祺瑞决定武力统一，先后向湖南开刀，陆恐段在湖南得手，北军南下，有饮马珠江之虞，因而向孙中山靠拢，邀请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碧光参加援湘护法的南宁军事会议；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等被北京政府调职、免职，情势紧急，又邀请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等参加梧州军事会议。此时，陆对孙中山表示让步，派莫荣新接替陈炳焜为广东督军。其后，援湘护法军进抵长沙，谭浩明不顾护法初衷，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兼领湖南军民两政。至此，护法的本旨，变为贪婪的地盘观念，又更做了联冯倒段的政治投机，以及联直反孙的伎俩，目标游移而导致失败。 　
   　在粤局方面，桂系破坏孙中山的北伐大计，消灭附和孙中山的武力，“只许军政府自灭，不许军政府自生”，进而联合西南军阀、政客，改组军政府，以岑春煊代孙中山。于是“合法倒孙”成功，使军政府称为桂系的御用品，并企图消灭滇粤两军，巩固其两广地盘。1920年8月，粤军被迫回师广东，陆利令智昏，最终自食其崩溃之果。 　
　（四） 耽于印钞，嬉于建设。陆荣廷治桂十年（1912－1921），总共印制发行的钞票2823万元，除发行过程中销毁破烂旧钞折合金额80万另2800万外，发行实绩仍为2743万元，按当时全省总人口900万计，平均每人摊派3元多。当时每百斤稻谷值纸币3元，每人也就摊派一担谷子。 　
   　1913年12月，广西银行实存现银（准备金）堪充兑换钞票之用者不满20万元，实际已无兑换之银，军政府布告通令所有钱粮关税一律征收纸币、不收银毫，所以纸币暂时不受歧视，孙中山称这种纸币“既无抵押，又无担保，完全是进行赤裸裸的无本生涯”。虽然在陆荣廷政权彪炳的时候，桂钞曾经被誉为“金鱼黄”而昙花一现，可是好景不常，1921年，粤军入桂，陆氏在南宁通电下野，桂钞也便废弃。 　
   　1922年，粤军退出广西，陆氏返桂复职，又印制钞票850万元，投入流通。陆氏前后共印发桂钞3593万元。1924年8月，陆氏在此失败，通电下野，流在民间的纸币，不久变成一堆废纸。陆氏失败后，其残部转变为自治军印发的军用币更多如牛毛。为害之烈，与刀兵之灾无异。 　
   　印发诺多的钞票，还开赌抽捐，只为桂系集团的挥霍和连年用兵的需要，而用于利民建设者则寥寥可数。民国初立，陆氏开辟广西第一条公路——邕武路，其后建造的广西陆军讲武堂、南宁西乡塘兵房、镇宁炮台、广西陆军军械局、陆公馆、凌铁村避雨亭、昭宗祠、陆氏总宗祠、马武烈祠等，大都为了军事的需要。其差强称为利民者，是陆氏下野前在南宁东门外和北门外凿的几口水井。落得人家说：“陆荣廷治桂十年，毫无建设，自难免后人责备”。 　　   
     （五） 据粤四年，大悖民望。桂军入粤之后，借口减轻人民负担，首议裁兵，以削去广东地方武力，再而强令广东省长朱庆澜交出省长亲军十二营，使朱称为光棍省长而陷于无用武之地，继而借口北伐需饷，开弛赌禁，并接管兵工厂、造币厂等要害部门，将其掌握在自己的亲信如马济等的手里。
　　陆氏取得两广巡阅使后，以结兰拜把陈炳焜为广东督军，妻舅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桂系集团的这两根支柱，象征性地揭示了绿林与裙带关系成了桂系不成文的用人任官法则。不消说，所有广东军政要职都是广西人，广东人魏邦平千方百计要做虎门要塞司令而不可得，广东各兵工厂造出的枪械子弹，首先满足桂军或运回广西，粤人军队不能染指，造币厂造出银毫，概运回桂，使广西财政金融绰有余裕，而广东银根短拙，毫币低落，粤人损失，年逾千万，引起粤人与桂系集团的深刻矛盾，至于运米营私，包运鸦片、私卖矿产等等，视广东为冒险家的乐园。桂系中上级官员，大多成了富翁，他们他了坏事，又要钳人嘴巴，对报纸舆论实施法西斯管制，故有《南越报》记者李汇泉因抗议开赌，《民主报》编辑陈耿夫因揭露桂系官场内幕，谭浩明、莫荣新分别以调拨军心等罪名逮捕枪毙。如此等等，桂系在在广东仅失民心，以至陈炯明回师广东时，民军蜂拥响应，桂军欲增兵坚守惠州城以拒之，在武鸣的陆荣廷却打电报给正在东江前线与粤军作战的莫荣新、马济、林虎、沈鸿英等司令指示“不能加兵守城”，因为“民心已去，守之有损，弃之有益”。陆氏深知民心的重要，可是逝者如斯，已经来不及了。 　
   　1928年11月，陆荣廷病逝于上海，时上海《循环报》向海内外征求挽联，各方俊彦应征者极众，评选结果，广西省藤县前清举人何培轩所撰写的挽联荣获冠军。
      其联云： 　
  　深山射虎，只手降龙，十年岭峤镇南关，为罪为功，今日盖棺应论定； 　
  　杰出武鸣，师出岳麓，一柱南天支大厦，可歌可泣，千秋信史有公评。 　
  　此联曾被时人誉为陆氏一生的最佳描绘。
     武鸣县名的由来　
  　武鸣县位于广西首府南宁市北部,县城距首府30多公里。武鸣古称武缘,秦属象郡,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始置武缘县。越1300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被当时任广西都督的陆荣廷更名为武鸣县。 　　  陆荣廷系武缘县垒雄村人,壮族。幼丧父,母改嫁,童年做过乞丐小偷,青年浪迹江湖,后落草为寇,成为中越边境一支绿林武装的头目。光绪十八年(1892年)受清廷招安任清军管带,后以军功屡获擢升。宣统三年(1911年)任广西提督。民国初年,先后任广西都督授陆军上将衔、两广巡阅使、广州军政府元帅。陆荣廷曾与冯国璋角逐副总统宝座,是广西军人中第一个把影响推向全国的人。
　　陆荣廷当上都督后,于1912年冬把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以便深居家乡武缘,指挥全省军政。翌年,改武缘为武鸣。 　
  　更改家乡县名,据说是陆荣廷号召家乡人“以武功鸣于天下”的产物,“武鸣县”就是“以武功鸣于天下”的地方。此言不谬,武缘人“以武功鸣于天下”者,确有先例。 广西中部有座海拔1760米、雄峻陡险的大明山。大明山又称镆铘山。镆铘,古剑名。据说镆铘剑影下的武缘属龙虎之地,武夫辈出。这当然是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但古人迷信风水,深信不疑。道光六年(1826年),郡守李彦章就在武缘县城南渡头村的香山河与西江河会合处东岸修建了文江塔,以镇龙虎之威。迷信举措并未使武缘绝“武”之“缘”。建塔20多年后,咸丰三年(1853年),率兵3万孤军北伐,历时两载,转战华北数省,兵临天津城郊,吓得咸丰皇帝准备北逃热河的太平天国名将靖胡侯林凤祥和定胡侯李开芳,就是“以武功鸣于天下”的武缘壮族人中赳赳武夫中的佼佼者。 同乡前辈叱咤风云,威震京津,英名扬天下,响马出身,纵横驰骋,恃武鸣威的乱世枭雄陆荣廷登上“广西王”宝座后,当然也要挖空心思地宣扬自己。更改家乡县名便是一例。 　
   　那时,官场兴用原籍来称呼达官贵人。陆荣廷系武缘人,自然被人尊称为“陆武缘”。这样的称呼显然显不出都督大人的尊贵,于是陆荣廷便改“缘”为“鸣”,使自己成为“陆武鸣”。这大概就是陆荣廷于霸业如日中天之时,喧“鸣”“武功”的举措吧?古人思想不可闻而行动却可见。总之,行世逾千年的“武缘”被改名了。
　　从1913年到1928年陆荣廷病死上海,“武鸣”得名总共只有15年。“陆老帅”失势下野后,其造币厂印行的钞票(人称“陆公票”)马上贬值、作废。然而,“武鸣”二字却因其寓意深邃,认同者众,并未受枭雄铩羽、“帅星”陨落的影响,依然“鸣”声远播。